在上个世纪，作家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一断言的隐含逻辑是：“我是君子谁都怕”。从社会来说，这意味着对流氓的过分宽容，而对君子，则往往有着过分的苛刻。2004年，很多名人都在对“流氓”的宽容和对“君子”苛刻之间徘徊，并因此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名利场呈现出一片失序。有人建议，现在的名利场需要有一个大扫除，以恢复秩序。

这一政策固然出于好意，但建议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救世主的道德观。它假设，社会可以有美好的未来，可以是十全十美的，可以没有一点丑恶现象，至少名人群体应该如此。一个社会就像一个人一样，可以定期来一次整体的反思，或者每天来一次洗澡，把身上的污垢清洗干净，最终实现美好的目标，至少对名人社会来说，应该如此。实现美好目标的方法自然有很多种，历史上熟悉的，就是来一次思想改造运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或者来一次大革命，甚至在肉体上消灭道德上的受污染者，从而洁化社会。

这样的政策建议愿望固然美好，手段也未必没有可执行性，但历史的实践表明，这样用强力来塑造美好社会，不仅不能给社会来一次大扫除，实现洁化社会的目标，反而让社会经受一次又一次的动荡，给人们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

制度学者探讨名利问题，首先探讨人性的冲动。认为，寻名逐利，可以说是符合人性的，而淡泊名利，往往只是人生的一种选择，并且往往是在成名得利之后的二次选择。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简单地否定追求名利，意味着不鼓励人上进，不鼓励人努力，或者说让人一开始就放弃竞争的意愿。显然这不是制度设计的基本考虑。一个正常的社会，肯定是要鼓励人上进，鼓励人努力的，自然给上进成功的人以名利，也是社会正常的奖励。当然，已经成名得利的人，选择淡泊名利，也是不失谦虚的表选择。

制度学者探讨名利问题，其次探索名利作为物品的属性。认为，个人可能会把名利当作是有害的，如为名所累，为利所困，但这只是个人的判断，或者是个人在得利之后对其副作用的反思。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会把名利当作奋斗的目标，并且把成名得利当作成功的标志，尽管有人并不以此为唯一目的，而是事业为重，奉献为重。而对于社会来说，名利属于“有益物品”(goods)，而不是“有害物品”(bads)，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本身贬斥名利，意味着该社会是非理性的社会，或者说其理性的名利结构正在遭到解构。2004年，中国各种各样的名人，正在遭到空前的解构，很多丑闻绯闻，伴随着很多名人。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名利本身得到了解构，还意味着中国正在从一体化的社会，走向多中心的社会。在这一进程中，名人不再垄断名气，他们随时面临着新的竞争者，也不再垄断道德，名人未必就是德高望重者。其道德形象，也正在从普世的道德，转向专业领域的道德，也就是职业道德。也就是说，人们将更加关注其作为职业的道德，并期望他们遵守专业领域的职业道德。

在这一解构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在努力成就自己的名利的同时，不必再全方位努力，并且也没有办法全方位努力。他们不必像过去的君子那样，需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只要在自己的领域内有所成就，就可以通过现代社会快速的信息流通而成名得利。所以，在解构后的社会里，所谓的精英，就是在某个领域里贡献多、得的多的人，而不一定是该领域德高望重的人。比如，经济学家，在解构前的社会里，往往不仅要学问好，还要人品好，但是在解构后的社会里，经济学家也就是在经济学领域有所成就的人，甚至变成在经济学领域从事研究的人士。所谓政治家，歌唱家，在解构后的社会里，也就是在政治上，或者在演唱领域有所成就的人，并不一定是在该领域德高望重的人。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会更加善待所谓的名人，宽容名人，名人也就是所谓的凡人，不过是在特定的领域里有一些成就，在某个方面和某个领域里，有一些君子的成就而已，不会求全责备，更不会因为其一点点的道德过错，而一棍子打死，而对于真正的流氓，人们则不会无原则的宽容，期待其浪子回头金不换，而是通过法律和制度给其以相应的惩罚，使其回归社会，尊重正常的秩序。

2004年，名人纷纷出事，有人看到了混乱的秩序，笔者看到了其中蕴含的新秩序。在新的秩序中，我们可以期待，人们将自己来通过努力以凡人见君子，而不再将所有的光环奉送给名人，也不再将所要期待加诸名人，更不会苛求名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名人，人们有的是正常的宽容，正常的期待，正常的努力。这样的社会，或许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道德，但社会本身将更加道德，每一个人也将更加自由，更加遵守法治，更加尊重每一个人作为人的权利，自然，这也就是一个更为人道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