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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经济学与经济危机

文/毛寿龙

面对经济危机,很多经济学家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且提供了自己的政策建议。这些经济学家的解释有道理吗?其政策建议是否有道理?本文将从奥地利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出发,透视这些经济学理论及其政策建议。先让我们从财政谈起。

财政支出多,不是经济的关键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财政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财政规模大,经济就好。不过,有奥地利经济学背景的学者认为,财政支出多,并不是经济的关键。最近有美国经济学家经过认真的研究指出,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财政规模是GDP的25%以下。

财政支出多,不是经济的关键,在我国其实也是一样的。近日,我去杭州开会了解到,杭州有800万人,其中600多万是外地人,其财政收入是是700多亿,把一半上缴中央政府,自己用的财政收入有350多亿。所以350多亿的财政收入将用在800多万人身上。杭州是天堂,至少在中国,杭州绝对是天堂,很多杭州人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已经超过美国了。

接下来,我想拿青海省与杭州做个对比。青海500万人口,财政收入近些年大约110亿,国家再给财政补贴170多亿,加在一起是280亿,最近可能增加一点,估计大约有300多亿的财政收入用于500万人。

据此可见,青海一个省的财政收入似乎和杭州市是水平差不多,但是我们不会认为青海和杭州一样,都是天堂。如果要选择去杭州工作,还是青海工作,很多人会选择杭州。所以,我认为,财政收入实际上不是经济中最重要的,给青海300多亿财政也起不到关键作用,即便青海政府鼓励就业,鼓励外边人到青海去,也未必有多少人愿意去。

杭州的经济,看它的GDP的发展速度,不是一般人认为的8%的安全数,杭州人均GDP最近8年翻了三番。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经济体,按道理应该是需求不足,本地才700多亿的财政,在财政收入被抽走一半的情况下,GDP增长三番,没有导致内需不足,也没有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为什么呢?这应该让我们好好探究一下。

从奥地利经济学看分析,杭州在宏观经济不均衡的情况下,没有导致经济危机,原因是杭州是开放的经济,而不是封闭的经济,局部宏观上的不均衡,实际上通过微观的开放性的活动化解了。

过剩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消灭过剩就是消灭市场,制造短缺

说到经济危机,有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源于资本剥削劳动。逻辑链条是,资本家挣了100块钱,付出的成本是80元,其中包括给劳动者20块钱,60元是其他成本,那么资本就剥削了20元,100块钱的产出总是超过80块钱的消费,如此累计,积少成多,经济过剩的危机就爆发了。这个逻辑很多人都相信,我也相信。

不过,如果你据此思维,去制定政策,为了消灭生产过剩危机,消灭资本剥削劳动,按需生产,按需消费,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如果真的如此,资本家就太舒服了,只要有生产,就有需求,市场随时能够出清。结果,舒服的资本家,虽然说是按需生产,结果是生产的东西总是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结果就出现了短缺匮乏的生产危机。当然,如果消灭了资本家,建立计划经济,其结果是全面短缺的经济。做计划经济的国家,基本上是短缺国家,生产不足的国家,这已经不用理论分析了。所以,解决了生产过剩危机的问题,结果却是产生了短缺经济危机的问题。

奥地利经济学认为,生产过剩是自然而然的,是市场经济内在的本质决定的,是市场存在的重要条件。牛奶生产过剩了,或许会倒掉牛奶,但没牛奶喝是个更的大问题。而且倒牛奶是有很多逻辑的:吃不掉,倒掉;不合口味,倒掉;有问题,倒掉;或者投资失误,倒掉;或者偏好不稳定,倒掉等等。从逻辑上来说,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经济过剩。但我们说,即使是危机,至多也是过剩危机,与短缺危机,不可同日而语。生产过剩,这是市场为了寻找迫切的需求探索消费者需求的边界导致的,只要有市场,肯定要导致供给过剩。如果没有供给过剩,企业家就不用努力就发财了。过剩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的现象,很难说是危机。

从技术上来说,有些商品过剩是必然的。比如牛奶倒掉,一个重要原因是牛奶难以保鲜。实际上,牛奶一旦不得不倒掉,市场经济就会为了避免倒掉而鼓励人去发明新的保鲜技术,保鲜一年,两年不坏,就可以储藏了,不必倒掉了。如果生产的是耐用消费品,可长期保存和使用,就更不必倒掉了。当然,市场本身是不鼓励保守的,还会有新的技术创新,如更好喝的,更高质量的牛奶来和旧的牛奶竞争,新版本的耐用品,也经常把老版本的耐用品挤出市场。与此相反,另有一股力量,则尽可能提升老产品的价值,比如传统的手工艺品,有年头的酒等,往往把新产品挤进廉价市场。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供给比需求多,这才有竞争,否则,市场都能出清,资本都能挣钱,那资本家就闭着眼睛挣钱了。短缺经济,排队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才会存在,只有非市场的垄断的资本家才会做得到,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等你去买,卖不出去是正常的,而排队购买,则是不正常的。

理性的消费是理性生产的基础

面对危机,有凯恩斯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学家认为,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就业水平,决定财政规模,决定货币供给量,决定消费还是生产。市场微观选择是有问题的,会导致经济危机,这就需要宏观平衡。它认为市场经济,就业、消费、财政和货币都会不足。如果不存在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市场就无法出清。所以,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针对性采取政策,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工作岗位,实现充分就业。财政资金不足怎么办?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是发国债——赤字财政;通货紧缩怎么办?发钞票,扩大货币供给量;消费额不足怎么办?发消费额券,扩大信贷消费。

奥地利经济学派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奥地利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不同,它关心个人的主观价值,关心个人的选择,而不关心总体均衡,不关心总体的客观价值,不关心定量化的计算,也不关心历史价值,认为个人偏好是排序问题,而不是量可以比较的问题,历史是通过个人的选择发挥作用的。根据这一理论判断,奥地利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都是个人的决策,个人的责任。在市场条件下,消费不足,是个人不选择消费,生产过多是个人生产太多。从责任的角度来看,消费者不选择消费某个东西,肯定是认为自己不需要,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而生产者生产太多,则是生产决策失误的问题,需要调整生产决策。所以,生产过剩危机,实际上是经济根据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进行的自我调整。过剩就不生产,就把资源转移到有需求的生产上去。

有人认为,我们消费不足是因为社保不足,如果社保足够,人们就不会不敢消费了,人们就会猛花钱了,就会去贷款买车,就会猛刷信用卡,付7%的手续费贷款消费。在奥地利经济学看来,负责任的个人,有了社保也不会胡来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中国有很多人有社保,他们也的确没有胡花钱。所以这个是消费习惯,也是个人偏好选择问题,不是社保问题。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2000元的收入需要交500多元的社保,4000元的收入需要交1000多元的社保,相当于社保税率25-30%。如果不实施,顶多是存点钱,随时可以花,如果普遍实施,反而是抑制了20-30%的即期消费能力,而不是增进了消费能力。

奥地利经济学认为逻辑是高于观察到的事实的。我们看到牛奶倒掉只是一个事实,但重要的不是这个事实,重要的是其中的逻辑。因为倒牛奶有很多种逻辑,一种是多了,一种是含有三聚氢氨的问题牛奶,一种是保鲜技术不过关坏了,一种是有人不要喝,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牛奶的问题,是不需要喝,还是买不起,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奥地利经济学说人是经济人,你说你事实上不是经济人,奥地利的经济学是从逻辑上来说的,而不是从事实上来说的。逻辑上,你不是经济人可以,但你胡花100块钱可能还没有我作为经济人花50块钱日子过得好,因为你不是经济人,是胡花的,我不是胡花的,是精打细算的。只要是消费者胡花的地方,金融危机就更多,如果经济人斤斤计较,消费决策和生产决策绝对不会有错,或者很少有错,就不会有经济危机,资源会有最佳配置,GDP增速快而稳健。

逻辑高于观察,意味着现实中可能有危机,但是到底是什么危机,是过剩还是短缺,是消费者需求不足,还是生产者生产太多,这里更重要的是逻辑问题。到底谁是责任者,这里更多的是逻辑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

所以,奥地利经济学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错误的,其关键是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消费者的理性消费,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所以政府要在生产过剩时刺激消费,在通货膨胀时抑制消费,从而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从逻辑上来说,这样做只会扰乱消费者的理性行为,在非理性的消费者行为的激励下,生产者就会按照政府的刺激或抑制措施来生产,其逻辑结果是政府刺激消费时生产者不生产,政府抑制消费时猛生产,使得危机很难调整经济,很难使得经济走出低谷,两个逻辑同时纠缠时,就会出现"滞涨",也就是一方面,高失业率,经济停止增长,一方面又通货膨胀。这是上个世纪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合理的宏观经济,必须以理性的负责任的消费为基础,因为这样,生产就会基于理性消费,而不是基于政府的非理性行为。

经济周期,是跨期决策的调整周期

奥地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是不重视时间因素,而且假定消费者偏好稳定,在此基础上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假设完美的市场经济是市场完全出清的。如果偏离了完全均衡的市场经济,政府就需要进行干预,进行宏观调控。奥地利经济学认为,经济中时间是很重要的,消费者偏好不可能是稳定的,而是变化不定的。所以,市场会把消费者的偏好信息准确无误的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根据市场提供的消费者的信息加上自己的理解和预测来进行生产,这有一个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个时间差。偏好有变化的消费者与在时间线条中滞后于消费者偏好变化的生产者之间就会出现一个循环的周期。生产者生产多了,就出现了过剩;过剩了,要消耗库存,而且要调整到变化了的消费方向。一个生产者成功,就导致很多生产者跟进,一个生产者失败,也有很多跟进的生产者刹不住车,于是就出现了经济周期。

所以,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经济繁荣是经济周期的高峰阶段。繁荣和萧条,在奥地利经济学看来,不同的事实,逻辑是一样的。因此,经济周期是正常的,无论是繁荣还是萧条,繁荣了不要太高兴,萧条了也不要着急,经济自身会进行调节的,只要消费者是负责的,生产者也是负责的,而不是受到外在影响的。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放大经济周期

在这个经济周期中,货币的价格也就是利率起着调节的作用。经济繁荣时期,对资金需求旺盛,资金供应短缺,利率就会相对较高;经济萧条时期,对资金需求疲软,资金供应过剩,利率就会降低。这是内在的平衡机制。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反映了资金在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如果这时政府制定固定利率政策,资金的时间价值没法体现,结果经济繁荣时期,利率相对较低,资金就会过度使用,导致人为繁荣;经济萧条时期,利率相对较高,资金就会使用不足,导致资金链认为断裂,导致人为的萧条。其结果是,固定利率政策,不仅没有稳定经济周期,反而是的经济波差加大,人为的繁荣之后必然是深深的危机。如果政府实行变化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繁荣时期高利率,在经济萧条期低利率,如果它凑巧符合市场的逻辑,那么这个政策就很没有用处。但是,政府本身的责任结构是喜欢繁荣,而不是相互萧条,所以,政府制定的利率政策,往往禁止高资金价格,俗称反高利贷,倾向于低资金价格,即使经济繁荣时期是高利率,也很难反应实际的资金价格,其结果是,资金总是被过度消费的,经济总是过度繁荣的,而一旦供给过剩累积到一定的水平,就出现了严重的萧条。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十分严重,其原因之一是美国10多年来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连续10多年过度使用资金,从而导致退潮性的资金供给短缺。

凯恩斯经济学除了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以外,还主张财政政策调节经济。也就是说,经济繁荣时期,政府提高税收,减少支出,从而抑制投资,抑制消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并实现财政盈余。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降低税收,增加支出,实行赤字财政,从而刺激投资,刺激消费,解决通货紧缩,生产过剩的问题。为了刺激生产,政府投资于公共工程,修路,修机场,做大工程;为了刺激消费,政府发放消费券,减消费税和提供补贴,增加福利支出。认为这样做,可以熨平经济周期。

奥地利经济学认为,这实际上也会放大经济周期。为什么?这也是与政府政策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影响逻辑决定的。如果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的行为,假定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没有影响,其财政政策的效应,的确如凯恩斯经济学所设计的,可以熨平经济周期。但实际情况是,消费者和生产者是理性的,谁也不傻。经济繁荣时期,理性的消费者都会留一些钱,理性的生产者也会对盲目扩张有自己的警惕,所以,繁荣过后,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可以从容应对萧条;在经济萧条时期,理性的消费者会调整自己的需求,理性的生产者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做出合理的生产调整。所以,经济危机,可以通过自己来进行调整。

但是,如果加上了政府的财政政策,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有了政府的理性背景,政府实行收入扩张(增税),支出紧缩(节支)时,消费者和生产者支付了更多的税,却得到了更少的公共服务,使得公共服务不能按照实际的需求得以供给,结果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得不自己供给公共服务,经济成长的公共服务成本陡增。政府实行收入紧缩(减税),支出扩张(赤字)时,消费者和生产者支付了较少的税,却得到了更过的公共服务,也是的公共服务不能按照实际的需求得以供给,结果是社会得到了很多牛头不对马嘴的公共服务。经济繁荣时期,公共设施过分使用,供给不足,到处拥挤;经济萧条时期,公共设施使用不足,供给过剩,到处闲置,而且还在无谓的供给。其结果是,公共服务总是与经济对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相反。这显然会加深经济危机,并降低经济繁荣的质量。

这一点,再加上政府本性上喜欢好大喜功,喜欢繁荣而不喜欢萧条,减税难,而增支易,财政盈余难而财政赤字易,其结果是公共服务供给规模总体过剩,而且牛头不对马嘴,结果在繁荣时期导致低质量繁荣,在萧条时期,则导致经济资源重新调整困难重重。

所以,所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只会让经济周期放大,而不是熨平。如果危机是消费者和生产者造成的,只要消费者和生产者是负责的,就不是危机,因为这是可以自我调整的。但是,如果危机时外在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力量造成的,就真的是危机了。

对付经济危机的最好方法不是实施什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是更好的完善市场基础,完善产权,完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责任结构,只有这样,危机才会分散,才会自我得到调整。

奥地利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是根据资金的需求和供给来确定它的利率,汇率也是一样的,是由外币和本币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它们都不是刺激内需,扩大外需的工具,汇率降低一点好像外需就增加了,但一旦外需出现了问题,为人为增加的外需而生产的企业就会遭遇经济危机。财政是公共服务的价格,要公共服务,要警察,要军队,要马路,公共设施,政府把它们搞好是本分。扭曲的货币政策必然扭曲资金市场,扭曲的财政政策必然扭曲公共服务市场,并必然对经济产生很坏的影响。

总结起来,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个人消费和生产行为是理性的,是负责任的。个人偏好不稳定,经济不存在完备均衡,经济总是过剩的,或者不足的,这是消费额者和企业家相互调整的过程。政府财政是公共服务的价格,利率是资金的价格,经济周期是个人跨时间决策错误和正确的累加。政府的反周期政策,不仅不会让错误变正确,也会让正确变错误,结果扰乱了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结果使得经济周期的波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配额样了海啸的波差,对经济的破坏力也大大放大了。

(200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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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

毛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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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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